鎏金双狮纹银碗。
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谢双双在讲解鎏金双狮纹银碗。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鎏金双狮纹银碗花纹图样。记者 赵茁轶文/图
20世纪70年代，随着何家村窖藏被发现，千余件大唐遗宝得以重见天日。这些珍品包括金银器、玉器、贵重药材、中外钱币等。
何家村出土的唐代金银器，有着炉火纯青的技艺和别具一格的巧思，反映了唐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是中国古代工艺美术中的绚丽瑰宝。
国家一级文物鎏金双狮纹银碗工艺独特、技法高超，是中原唐王朝与萨珊王朝文化交流的物证。
鎏金双狮纹银碗
姓名：鎏金双狮纹银碗
等级：国家一级文物
年龄：1000余岁
籍贯：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
户籍登记时间：1970年10月
现住址：陕西历史博物馆
壹 瑞兽盘于器物中
鎏金双狮纹银碗高约3.4厘米至3.7厘米，口径约12.6厘米，壁厚约0.2厘米，重量仅有201克。整件银碗造型小巧精致，图案栩栩如生。银碗的碗口向下内束，形成有弧度的碗腹，底部为圆形且向外凸出。银碗的外腹壁锤出的十个云曲纹，透映到内腹壁上。碗内底饰鱼子纹地，中心有鎏金的两只狮子，相对衔着二茎三出缠枝花。双狮足下是共用花头的对称折枝花，在双狮、缠枝花、折枝花外部围绕着一圈绳索纹，再外侧则缠绕一圈波浪纹。
双狮周围环绕着绳索纹框，是波斯萨珊银器中经常见到的“徽章式纹样”。“徽章式纹样”是一种固定的构图方式，一般以神异的动物或人物为中心，在其周围环绕麦穗等图案组成的圆框。“徽章式纹样”是萨珊银器装饰的鲜明特点，在唐代不算流行，但在何家村窖藏中出土的一些金银器上，出现了类似风格的纹饰。
至于狮子，唐人对它们的真实形象已经有所认知。唐代的杨思勖墓石椁上线刻有一头写实性的狮子，威风凛凛、昂首扬尾、毛发飘飘，漫游于花丛中。唐代的金银器图案中也有狮子形象，如一同出土于何家村窖藏的双狮纹金铛。金铛内底有两只狮子首尾相连，围成一个圆圈嬉戏奔走，浮雕的两只小狮子十分立体。
狮子的纹样在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就出现在中国艺术中，形象并非写实，而是带翼的。狮子作为实物传入中国以及被称为“狮子”均发生在汉代。那时的狮子被视为瑞兽，故而得到神化，虽有写实性的狮子形象出现，但数量有限。“带翼狮”的形象继续发展，在东汉时定型为“虎化”的天禄、辟邪。隋唐时，狮子的形象发生分化，天禄和辟邪式的狮子不再等同为狮子的形象，而写实性的狮子形象受到印度和吐蕃佛教艺术的影响，呈现出“狗化”的趋势，鎏金双狮纹银碗的狮子也形如狗状。白居易在《新乐府·西凉伎·刺封疆之臣也》描写：“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其中所描绘的狮子形象大概是“狗化”的样子，应接近银碗中狮子的形象。
“鎏金双狮纹银碗的制作既受到萨珊银器的影响，又有着本土化狮形图案和中国传统图案中常用的成对布局手法，是一件结合了中西艺术元素的作品。”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谢双双说。
贰 工艺多样夺天工
鎏金双狮纹银碗设计精巧，体现了唐代高超的金银器制作工艺。唐代金银器制作风气盛行，有社会思想意识和工艺技术积累两方面原因。唐代受中国传统的长生之术影响，以黄白为重，又受到南北朝以来外来文化的影响，胡风盛行，皇亲贵胄尤其喜好西方的珍宝器皿。
唐代的金银器加工技术一直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吸收了西方金银器加工工艺中的一些技法，并模仿异域器物造型，但自身传统的风格亦没有丢失。从器物的各方面，都能看到人们将自身的文化风格和生活习俗融入到金银器加工工艺中，逐步创造出新的金银艺术作品。
鎏金、锤揲和焊接的工艺都体现在鎏金双狮纹银碗中。
锤揲是利用金银质地柔软的特点，将金银片衬以软物或置于模具上锤击成型。锤揲出的花纹图案，有时一次锤击成型，有时需要二次、三次锤击。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已有锤揲技术，金银器上也常采用，但基本处于从属地位。唐代金银器锤揲技术并非直接脱胎于商周传统，其中许多工艺和方法主要来源于波斯和拜占庭。
鎏金技术起始于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在金属器物上镀金的一种方法。鎏金也被称为火镀金或汞镀金，是以金汞合金为原料的金属表面加工工艺，汉代时称为涂金。鎏金技术是将金和水银（汞）合成金汞剂，涂在铜或银器的表面，然后加热使水银蒸发，金就附着在器物表面不脱落。
焊接在中国古代有很悠久的传统，青铜器上分铸焊接的方法在春秋战国时已很通用。唐代金银器上已大量使用焊接工艺，但这种金银焊接技术来源于西方是毋庸置疑的。《汉书·西域传》提到鄯善国“多葭苇、怪柳、胡桐、白草”。颜师古在此处注释：“胡桐亦似桐，不类桑也。虫食其树而沫出下流者，俗名为胡桐泪，言似眼泪也。可以汗金银也。今工匠皆用之。”由此可知，胡桐泪是唐代使用得最普遍的一种金银焊药，直到明代仍在使用。胡桐的原产地为两河流域，而这一技术源自西亚，通过西域传入进来。鎏金双狮纹银碗的内底可以看出明显的焊接痕迹，是这类工艺的例证之一。
叁 文化交流见证者
鎏金双狮纹银碗的工艺与图案与波斯萨珊王朝有关。波斯是西亚古国，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的重要枢纽和桥梁。萨珊王朝时期，波斯与中国的交往更加频繁。文献记载，波斯曾29次派遣使节前往唐长安，因此波斯文化也被带入长安。我们在鎏金双狮纹银碗上看到的萨珊王朝文化的痕迹，正是两种文化交流的见证。
何家村出土的一系列文物，种类繁多、数量巨大，蕴含着多样的文化内涵。这批珍宝中有来自波斯、东罗马、日本等地的物品，也有在外来文化影响下制作或创新的器物。同一个遗址中出土的物品反映出多种文化的交融，在考古发现中并不多见。这足以证明唐王朝与外界交流沟通的密切。
汉代通西域后，外来文化逐渐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影响。丝绸之路的畅通，为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唐代社会开放繁荣的政治环境和水陆交通的便利，使得大量外来文化涌入中国。金银器作为外来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对唐文化的发展、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在唐代各种外来物品中，金银器是发现最多、表现外来文化影响最为清晰的文物类别。其加工技艺、器物造型、纹样装饰均反映出了外来文化影响。鎏金双狮纹银碗无论是“徽章式纹样”还是狮子形象，都是外来文化的体现，代表了中原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流。这些外来文化的表现，使得人们继承传统又兼收并蓄，以更包容的心态接纳不同的文化。唐人将外来文化与本国文化有机统一起来，创造出新的艺术文化。
在经历了外来事物最初的影响后，唐人逐渐开始对外来文化进行切合实际的吸收。日益精巧化、多样化，中西合璧式、创新自由的器物大量出现，诸如鎏金双狮纹银碗等。
这些被掩埋千年的器物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显示了大唐物质文化的辉煌和工艺水平的精湛。它们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让我们更详细地了解那时对外交流和文明融合的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