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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关集体自杀的消息似乎特别多，天门山青年四连跳，八角山三人服毒，各种约死群……
大疫三年后，社会好像变了很多，整体求生欲明显下降，可能陷入了一种“集体神经官能症”的状态。这个词是著名心理学家维克多·E·弗兰克尔（Viktor E. Frankl，1905-1997）提出的。
(资料图)
患上“集体神经官能症”的人群普遍认为人不过是生物、心理和社会条件的产物，是遗传与环境相结合的产物，是外部影响的工具和牺牲品。认为个体没有主观能动性，就是有也无法发挥，不如认命，轻则躺平，重则一死了之。
弗兰克尔在其著作《活出生命的意义》中严肃批评这种态度，他说：“作为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两个领域的教授，我充分认识到生理、心理和社会的条件对于人的限制。但同时作为四个集中营的幸存者，我也亲眼见证了人在难以想象的最坏的境遇中勇敢面对并战胜各种厄运的能力。”
《活出生命的意义》英文为Man’s Search for Meaning，直译是“人对意义的寻求”，是弗兰克尔1945年从集中营出来后花了九天时间一气呵成的书。此书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评为最具影响力的十本著作之一，在美国已发行了100多版，被译为20多种语言，全球销量超过1200万册，救了无数人的命。
集中营将文明倒拨几千年，将人的生存降低到最野蛮、最残酷的状态。弗兰克尔是第一个体验并研究人在这种状态下的心理活动的现代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
刚进入集中营的人都会排队从一名党卫军军官面前走过，此人左手托着下巴，右手托着腮帮，上下打量每一个人，然后右手食指似乎漫不经心地往左指指，往右指指。
弗兰克尔差点被分到左边。到了晚上，他和少数被分到右边的人才知道左右的区别，分到右边的是干活的人，分到左边的人会直接进入“澡堂”——即焚烧室。
他的几个同事、朋友被分到了左边，当弗兰克尔问一个老囚徒他们会去哪里时，老囚徒指着几百码以外的烟囱冒出的火苗说：”你的朋友正慢慢飘向天空。“
弗兰克尔的母亲在他被关进集中营后一个星期，被押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就直接被送进毒气室。他的父亲、弟弟、新婚妻子也死于集中营。
本来他已拿到美国签证，可以前往美国，但是只有他一个人的签证，如果只身前往，就意味着将父母抛弃在最危险的时刻。最终他还是决定留下来，照顾年迈的父母。
他和父亲一起先被关进集中营，被带走的时候他悄悄带了一小瓶吗啡。当饿得不成人形的父亲饱受晚期肺气肿的折磨、快要窒息而死时，他为他注射了吗啡。
弗兰克尔问：“还觉得疼吗？”答：“不疼了。”问：“你还有什么愿望吗？”答：“没有。”问：“你还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答：“没有。”弗兰克尔吻了吻父亲的前额，然后离开。他知道此生再也见不到父亲了。他陪着父亲进入集中营，尽力照顾，知道父亲最后一刻没有痛苦地离开人世，颇为欣慰。
集中营把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演进的速度和强度调高到极致，一切都是那么赤裸裸。有一天，比弗兰克尔早几周进入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一位同事冒着生命危险偷偷跑来告诉新狱友活命之道：“如果可能的话，每天都要刮脸，用玻璃碴也好，用最后一片面包换刀片也好，一定要每天刮脸。这样才能看起来更年轻，脸色红润。只有看上去能干活，才能活下来。”
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如果你脚后跟起了个水泡，走路一瘸一拐，党卫军就会把你招到另一边。第二天，你就肯定会被送进毒气室。”
除了被党卫军认定没有用了处死，活下来的另一个挑战是自杀。几乎每个人都动过自杀的念头，时不时会有人自杀，触摸带电的铁丝网、上吊等。集中营禁止抢救企图自杀的人，所以不存在自杀未遂。
还有一个挑战是丧失信念，丧失信念会让人精神崩溃，很快招致死亡。一个精神崩溃的人早上拒绝穿衣洗漱，拒绝出操，蹲在草垫上一动不动，任何劝说、威胁都不起作用。生病了拒绝去病号区，也拒绝做任何有助于自己恢复的事。放弃求生的任何努力。当看到有狱友这个样子，大家都知道他将很快“飘向天空”。每个人都担心哪一天自己、自己的朋友也变成这样。
还有一个对生存的挑战正相反，不是丧失信念，而是怀抱太坚定的信念，但信念不切实际。
1945年二月的一天，弗兰克尔所在监室的号长悄悄告诉他，他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他可以问任何问题，都能得到答案。他就问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自己可以获得解放。那个声音告诉他：“3月30日。”
号长一下子信心大增，满怀希望地期待着3月30日的来临，想象着走出集中营后的生活。进入集中营前他是一名小有名气的作曲家和词作家。
然而，随着日子的临近，大家都越来越明白战争不可能马上结束。3月29日，他突然病了，发高烧，很快陷入昏迷，第二天就死了。
当一个人坚信的事情没有发生，就突然失去了希望，免疫力就急剧下降，潜伏的病菌就发作（看号长的症状应该是伤寒），生命很快结束了。
集中营在1944年圣诞节至1945年圣诞节之间的死亡率是最高的。不是因为劳动强度增大，食物短缺，气候寒冷，新起的流行病，而是因为多数人天真地以为战争即将结束，能在圣诞节前回家。当现实粉碎了他们的希望时，他们就崩溃了。
总之，在集中营里，为了活下去，必须战胜以上四大挑战。不能让党卫军觉得你没用，不要自杀，不要放弃信念，但也不要怀有不切实际的希望。
能从集中营里活着出来的概率是1/28，什么样的人会是那个分子1呢？
首先是运气好的人。在如此险恶、残酷的环境下，没有好运气，再厉害的人也活不下来。
有一次，因运送病号，弗兰克尔的名字（就是编号119104）被写进了运输队的名单。党卫军告诉他们，这个名单上的人将被送去休息营。但是几周前也是这个车队，在运输队员卖完力气后被送去了焚尸炉。主任医生对弗兰克尔比较赏识，和看守打了招呼，可以把他的编号划掉，留下来。
弗兰克尔却拒绝了。冥冥中，他觉得应该顺其自然。他的父亲是位极为虔诚的犹太教徒，一直强调，所有的事情的发生都有其道理，上帝的安排是最好的安排。既然命运如此，那就听天由命吧。幸运的是，弗兰克尔这次真的是到了休息营，而原来的监狱里，饥饿的犯人们已经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
弗兰克尔在集中营的最后一天，由于战线迫近，几乎所有人都被转运去了其他集中营，只剩下弗兰克尔几个执行医疗任务的人和病号。当弗兰克尔他们正准备逃走时，涂着国际红十字会标志的汽车撞开了集中营的大门，红十字会的一个代表跳下车宣布，整个集中营包括里面的犯人现在都处于他的保护之下。
然而，到了晚上，党卫军的卡车来了，要把所有囚犯接到中心营，48小时后将被转送到瑞士交换俘虏。党卫军出奇地友好，劝大家不要害怕，赶紧上车，说他们运气太好了。大家踊跃上车。
弗兰克尔他们几个被漏点了名单，没能上车，只能等下一辆车。他们躺在草垫子上苦苦等待，昏昏睡去。忽然被枪炮声震醒，战线已经到了这里。天亮时，他们看到集中营门口的旗杆上飘着一面白旗。终于自由了。
几个星期后，他们才知道，那天晚上，党卫军的卡车将那些犯人送到中心营后，就锁上门把他们全都烧死了。
集中营的犯人害怕做决定，也不敢采取主动行为。因为他们强烈地感到一切皆有定数，所以不要试图去影响命运，而应该听从命运的安排。每一个活下来的人都是命运的宠儿。
这也体现在碰上什么样的看守、监工方面。有的看守、监工就是临床意义上的虐待狂。虐待狂比普通人更能敏感地感受到他人的痛苦，从中享受这样变态的快感，通过施虐证明自己对被虐待者的支配力。
纳粹启动毒气杀人计划时，维也纳一家精神病院的院长，在还没有受到任何胁迫的情况下把所有病人都送进了毒气室。碰上这样的人，就很难活下去了。
不过，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波兰一家儿童医院的医生科尔洽克（Janusz Korczak）主动跟自己抚养的孤儿们一起走进毒气室。
弗兰克尔碰到的看守、监工还算不错。有一个看守一直用自己的钱给囚犯买药。有一次，有一个监工悄悄给了弗兰克尔一片面包，是从他自己的早饭中省下来的。弗兰克尔感动得热泪盈眶。
可见，集中营看守、监工中也有高尚的人。任何一个群体中都既有高尚的人，又有卑鄙的人，没有一个群体只有高尚的人，也没有一个群体只有卑鄙的人。当然，不同群体的概率分布形状很不一样，有的群体高尚的人占比多，有的群体卑鄙的人占比多。
所以弗兰克尔反对“集体罪责”这个概念，反对惩罚纳粹组织这整个人群，坚持认为应该根据个体的实际情况问责。
实际上，同一个人心里，既有魔鬼，又有天使，善恶交织。没有一个人是纯粹的魔鬼，也没有一个人是纯粹的天使。他有时表现出魔鬼的一面，有时表现出天使的一面。当然，不同的人心里的魔鬼、天使占比很不同。
远离魔鬼占比高的人群，远离内心魔鬼占比高的人，才能提高活下去、活得好的概率。这也是为什么二战前，无数人（不仅仅是犹太人）选择离开德国、奥地利等纳粹统治的国家，前往英美等国。
弗兰克尔为了照顾父母，选择留了下来。最后自己还能活下来，1/28的概率，运气相当好。
除了运气好，活下去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前提是生存能力。在集中营如此险恶、残酷、变态的环境下，人要活下去必须调动几乎所有心理防御机制。
总结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人的心理防御机制有以下四种，逃避、自骗、攻击、补偿。
逃避机制又分为两种，否定和压抑，前者是比较彻底的逃避，否定创伤性事件的存在，就当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出现失忆症；后者是把对创伤性事件的记忆扫进潜意识，不愿正视，我们有时可以从梦境、口误中窥见潜意识的阁楼里藏了些什么。
自骗机制又分为两种，反向处理和合理化。反向处理就是缺什么就秀什么，比如一个组织里最不忠诚的人往往是最喜欢表忠心的人，他们自欺的同时也欺人，从这个角度讲，企业的老板和婚恋中的男女都要小心。
合理化就是找一个看似合理的理由为自己的言行、情绪辩护，比如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偷摘病人肾脏卖掉的医生说人一个肾就够了，情绪失控打骂孩子的父母说这都是为了孩子好。
合理化中的一个重要机制是升华，是指将被压抑的不符合社会规范的原始冲动或欲望另辟蹊径，用符合社会认同的建设性方式表达出来，并得到本能性满足。升华可能是最积极、最富建设性的防御机制。比如有些精神分析学家们认为当外科医生是对杀人欲望的升华，当兵是对肢体攻击欲望的升华，当律师是言语攻击欲望的升华等。
攻击机制可分为转移和投射两种。踢猫效应是典型的转移，被老板、父母骂了，不能骂回去，只能踢猫。投射是把自己的性格、态度、动机或欲望“投射”到别人身上。这种投射有时是认同，比如“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有时是指责，比如五十步笑百步。患有妄想迫害症的病人，多采用此机制，他内心憎恨别人，却疑神疑鬼，总说刁民要害朕。
代替机制分为幻想和补偿两种，幻想在饭圈很常见，幻想偶像也爱自己，幻想自己和偶像在一起；补偿在失恋时很常见，刚失恋的人中有相当比例的人开始发奋读书，或者发奋锻炼。
所有的这些心理防御机制，都是人适应环境、解决心理冲突、保全自己的工具。越是险恶的环境，需要调用的机制越多。
在集中营里，人们用的最多的机制是逃避，为了不至于精神崩溃，他们将自己与现实隔离，变得冷漠、迟钝，对别人和自己遭受的毒打、酷刑、侮辱等各种苦难无动于衷，不再产生厌恶、恐惧、怜悯等情感。
有一段时间，弗兰克尔被派到棚屋照料伤寒病人，病人死后，尸骨未寒，就有人来夺走死者剩下的土豆泥，换走死者的木鞋和衣服，连拿到一根细绳的人都沾沾自喜。尸体像麻袋一样被拖过两排病床间的过道，一级一级拖上台阶，运走。
弗兰克尔用冰冷的双手抱着一碗汤喝着，看着两个小时前还与他交谈的人变成死尸被拖走，那人没有闭上的眼睛似乎正盯着他。弗兰克尔看了一眼，阴阳两隔，继续低头喝汤。
只有这样，才能保护自己，提高生存概率。
除了冷漠，幽默也是很重要的一项生存技能。
弗兰克尔以幽默风趣著称，他自己也以此为傲。他的口才过人，演讲往往妙语连珠，感染力很强。1938年3月，希特勒的军队进驻奥地利。有一天，弗兰克尔正在做一个题为“焦虑不安是一种时代现象”的演讲，一个全副武装的纳粹冲锋队队员冲了进来。弗兰克尔盯着他的脸，一直说个不停。半个小时演讲结束后，那个士兵才反应过来。弗兰克尔非常得意，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精彩的演讲。
弗兰克尔写的文字，字里行间也是挡不住的幽默。看他的书，特别是自传，无数奇闻趣事，又深刻富有哲理，让人一边笑一边思考。哪怕是最沉重的主题，比如他在集中营的生活，有时也让人看得忍俊不禁。有很长一段时间，他甚至想着要写一本专门研究笑话的形而上学的书。
作为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精神病临床医生，他创造了好些这个领域的笑话。比如：治疗病因和治疗病症是不同的，有个人外出度假，每天早上都被一只公鸡吵醒，于是他买了些安眠药，加进公鸡的饲料里。看，这就是治疗病因。
在集中营里，他和狱友们约定，每天要给对方编一个好笑的故事，内容是他们释放后某天发生的故事。弗兰克尔认为幽默感很重要，是灵魂保存自我的一件武器。能让人漠视困苦，从任何境遇中超脱出来，哪怕这种幽默感只是几秒钟，也可以给人活下去的力量。他说：“培养幽默感并用幽默的态度看待事情，是人的生存技巧。”
除了运气好，有幽默、冷漠等生存技巧，活下去最重要的是要有意义感。
弗兰克尔开创了意义治疗法（logotherapy），该法被称为是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之后的“维也纳第三大心理治疗学派”。
正如尼采所说：“如果你知道是为什么而活着，那么你就能忍受任何一种活法。”
然而，知道为什么而活着可不容易。人类从有意识的那天开始就在寻找意义。一开始相信自然神，会雕刻一些动物作为神像供着。后来自己的力量增长了一些，开始雕刻一些人形的神像供着。再后来出现了宗教，上帝解答了人类一切问题，从人生的意义到吃什么、穿什么、哪天休息等等。人们一下子轻松了很多，终于可以踏踏实实活着，不必再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了，上帝爱每一个人，每个人都是世界的中心，都是世界存在的理由。
然而，随着科学革命的来临，人类忽然发现，原来这一切都是幻想，地球是太阳系中不起眼的一颗行星，而太阳系是银河系中不起眼的星系，银河系是宇宙中不起眼的一小部分。如果地球毁灭，宇宙根本无所谓。如果人类毁灭，地球根本无所谓。根本没有上帝，用尼采的话说：“上帝已死。”
人们惊慌地发现，原来人生根本没有意义。
然而，正是人生原本没有意义才要赋予人生以意义。你希望它有什么意义，它就能有什么意义，千人千面。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事，比原来上帝规定的千人一面刺激多了。
比如弗兰克尔，他的人生意义就是帮助别人找到人生意义。具体有哪些人生意义呢？下回再讲。
总之，任何情况下，不要放弃生命。生命可能的意义有无数种，总有一种适合你。集中营里的囚犯都能活下来，你也一定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