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原指14到16世纪的欧洲人文主义运动,滥觞于意大利,然后,遍及整个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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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复兴”,得有前提,前提是什么?明乎此,才谈得上“复兴”二字。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前提是古希腊,运动方向,是向着古希腊回归,复兴古希腊文化。
然而,古希腊时间很长,范围很大,所以,要找到一个复兴的起点,把欧洲放到这个起点上去,让欧洲兴起。
那么,“起点”在哪里?有一种说法,叫“轴心期”,它就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其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到的概念。我们可以说,一切文化,在历史上,都有它的分期,古希腊文化,就分出神话时期、史诗时期、悲剧时期和哲人时期。
所谓“轴心期”,指的就是那个哲人时期,不是在古希腊哲学的源头那一刻,而是在它的高峰上的那时光。能被“轴心期”的历史光芒照耀是幸运的。
古希腊有哲人城邦,中国有先秦诸子,他们并世而立,立于公元前500年前后,还有哪个时期比此时更为壮丽?
人类精神,闪耀出理性光芒,穿透神话思维的屏障,东西方文明都从神话传说中走出来,开始讲人的故事。
中国的文艺复兴
有了欧洲文艺复兴这面镜子,我们才发现,不是所有文明,都有文艺复兴,只有经历过“轴心期”的文明才有,人类历史上,文艺复兴也并非只有一次,在一个连续性的文明里,文艺复兴会表现出阶段性,反复出现,多次出现,比如,中国文明。
中国,作为一个连续性的文明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曾出现过多次文艺复兴,借用孟子的一句话,叫做“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只此一句,便道出了中国文艺复兴的周期性。
欧洲文艺复兴,是回归到轴心期的古希腊哲人,中国文明自汉至宋,历次文艺复兴,也都以先秦诸子为归依。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认为,雅斯贝斯关于“轴心期”的说法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我们将孔子看作轴心期的中国代表,那么当孔子说“吾从周”时,就不能不把周公也放到轴心期里,如此看来,中国的“轴心期”大约始于公元前11世纪的周公时代。
于周公时代,我们来看当时的世界,来看欧洲文化的老底子,即所谓“二希”——希腊和希伯来文明,就发现,这一时期,除了中国有周公,希腊还有荷马,希伯来则有摩西,他们对于世界历史的影响,不亚于公元前500年前后出现的那一批巨人们。
因此,我们可以给雅斯贝斯的“轴心期”加了一个开头,因为,谈古希腊,怎么说也绕不开荷马,同样,谈希伯来,哪能不谈摩西?而谈中国,不谈周公行吗?他们是那些巨人的先知。
有了开头,还得有个结尾才行,理性的开头,要以政治文明的成果来结尾。于是,从古希腊,我们看到了政治文明从城邦向帝国、由帝国而希腊化世界的发展,代表人物就是希腊美少年亚历山大;在中国,则是一个从诸侯到帝王、由帝王而皇帝的中国式天下的走向,其代表人物,当然,就是那位中国的秦始皇帝。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轴心期,止于公元前200年前后的秦国统一,而古希腊则终结于亚历山大帝国的解体。
两者相去不远,或亦可视为同一历史时期。
轴心期之于中国与希腊都已结束,但中国未解体,影响也就保留下来了,形成了古代文明连续性的发展样式,不像欧洲人,到了近代,才言必称希腊,纷纭“我们都是希腊人”。
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历史道路,一是王朝中国的改朝换代的方式,另一个则是文化中国以文艺复兴的方式,保持中国连续性。
王朝中国,此起彼伏三千年,而文化中国,却一脉相承了五千年,这得益于文艺复兴的发展方式,以“周孔之教”为代表,孔子“吾从周”,开始了以“复礼”主导的第一次文艺复兴。
接踵而来的,便是汉儒以经学复兴先秦儒学。
经学不行了,魏晋人便转向,从儒学转向老、庄,从清议转向清谈,从政治挂帅转向审美优先,从名教转向自然。
唐以诗赋取士,复兴《诗经》,以禅合玄佛,复兴老庄;宋人越过唐人,直奔魏晋,在复兴魏晋风度的个体人格之美中,产生了以老庄为底蕴的山水画。从山水画到人物画,到花鸟画,都作了一种独立人格的表达,给人性一个美的“形式”。
回归自然,是中国文化的宿命
当我们怀着对艺术精神的崇敬进入宋代绘画时,那种惊异就如同科学家们发现星座一样,目睹天体般的艺术星群。
宋画,从此有了独立表情,开始表现人的精神,表达人的内心,引导人性升华,是宋人复兴“宁做我”的审美姿态。人物画,从宣教语境中走出来,有了世俗生活的场景,出现了士人、绮罗仕女以及历史叙事等作品;花鸟画,同山水画一样,回归自然,恪守着向自然学习的精神;而山水画,则开了一个新时代的独立风气。
李冬君新作《走进宋画》
从荆浩进山之始,一个人的观念转型,带来了一场进山运动和一个人的文艺复兴。体制内的家国情怀不再是士人唯一的崇高体现,在自然中表现自我,在山水画中重新定义士人的精神生活,很快得到了时代的拥趸,使山水画超越花鸟和人物,成为绘画的主流。
回归自然,是中国文化的宿命,中国的思想家们宠爱自然,以自然为师,向自然学习,人文表现,也只好借景抒情,借物言志,在回归自然中重启自由表达,以审美为自由的自然属性榷权,回归自然成了自由的第一出口,艺术的表现形式也在自然山水中寻求。
当山水画出现时,自然成了建构人文理想国的归宿了。如果说意大利文艺复兴始于艺术回归古典的人性启蒙,那么中国山水画复兴的思想资源则是回归自然的传统。一个是回归自然,一个是回归古典,皆始于绘画。自然与人文,是中国文化里一个值得深思的对子,在自然里寻找人文的安身之所,始于山水画的遗世独立。
绘画上最为彪炳的独立表情,便是中国山水画的兴起,尤其水墨山水的兴起,成为士人群体独立话语的表达样式,也是宋代文艺复兴的标志。
宋朝科举考试全面向寒门敞开,培养大量文人参政议政,形成以士人为主体的中产阶级,不光有足够的基数,还表现了“共同体”存在的质量;除了“修齐治平”赋予他们的家国传统语境之外,他们还要争得表达个体意志的语境,一个新兴的拥有精神内涵的阶层正在崛起。他们以文艺复兴的方式,在绘画领域首先实现了独立的审美语境。他们制定评估标准,主导审美意趣,创造艺术潮流,转动文明风向标等等,因此,发生在中国11世纪的绘画“写意”运动,不仅仅是从晋、唐以来皴染绘画技法的探索,更为深层的意义,是强调个体的独立意志以及自我意识的表达。
写意是写什么?“意”为何物?“意趣”跟情绪情感有关,“意思”跟思想有关,“意愿”跟愿望有关,“意志”跟行动有关,写意就是把画家的思想、愿望、情绪、情感和行动等写出来。其中有个一以贯之者,那就是“自由”,“写意”写什么?写的就是自由的“意趣”、自由“意思”、自由的“意愿”和自由的“意志”。如此“写意”,并非“草草”二字就能概括的,相反,“写意”最难,要写出“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来,还有比这更难的么?“写意”是写内在的自我,是艺术家内在的精神之眼对审美对象的观照之后的表现。因此,用水墨画出“意”,是山水画向“人”迈近极为重要的一大步。
“意”用米芾的话说为“逸笔草草”,苏东坡也有两句,所谓“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皆为“写意”的独立诉求。
米芾在《西园雅集图记》中写道“草木自馨”,那是士人群体的自我宣喻,是以雅集的形式,发表的士人转型宣言,这应该是北宋文艺复兴一次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自苏、米等西园十六士发起画坛上的“写意”运动以后,北宋士大夫在绘画艺术上的话语分量,很快飚出一个流派——士人水墨山水画派,中国绘画主流终于完成了从宫廷院体画走向士人与文人画的语式。
宋代文艺复兴,苏轼是文学艺术的代表,王安石是政治思想的代表,而美的代表,则非米芾莫属,苏东坡是旗手,米芾提供标准和样式。以苏、米为首的宋代文艺复兴群彦,他们对艺术的内在追求,注定要越过缺少自由魅力的盛唐,而直接进入不那么盛世的魏晋,因为魏晋人的“宁做我”,才是士人知识分子的人格标配。宋人的文艺复兴气质如下:
第一,在文艺复兴中复兴魏晋风骨的“宁做我”;
第二,“写意”表达自我,实现自我;
第三,抛却政见的“共和”气质。
纵观历史上的文艺复兴可知,人类文明进入轴心期,不只一条历史道路,希腊有希腊的道路,中国有中国的道路,印度有印度的道路,由不同的历史道路,进入同一个轴心期,沿途会形成不同的文明景观,哲学的,诗化的,宗教的……但奔向的目标是一致的——理性的、人文的。
(作者系历史学者,人称“文化江山一女史”,著有《走进宋画》《文化的江山》系列(合著)等)
发于2023.4.24总第1089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从宋画的表情里看见“中国文艺复兴”
作者:李冬君